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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改名为国立台湾大学

作者: admin 时间: 2019-07-01 08:03 点击:

  (三)本通知为2018年研修班统一通知,请各单位督促本单位学员按时报到。如无特殊情况,不再另发入学通知。

  无法确定月实际收入的,按本省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20%缴费;本人月实际收入低于全省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70%的,以70%为缴费基数。(今年895元);本人月实际收入达到或高于全省上年度平均工资100%的,以100%为缴费基数。(今年为1278元)。 16:58:12

  傅斯年是台湾大学的第四任校长,他在任期间对台大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,台大的校训“敦品、励学、爱国、爱人”也是出自傅斯年。

  1950年底,傅斯年因病去世。第二年,台大为纪念他奠定台大发展的基石,铸造了“傅钟”悬挂在行政大楼前的草地上。安放傅钟时敲响55下,以向享年55岁、为台大的建设鞠躬尽瘁的校长致敬。

  每天逢整点,傅钟都会敲21响,这也和傅斯年有关。傅斯年有句名言:“一天只有21小时,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。”因此“傅钟”敲21响,是为了提醒台大的学生,应该把每天读书、睡觉、做事的时间限制在21小时之内,剩下3个小时,要用于反省自己的思想言行。

  台湾大学的前身是台北帝国大学。该校创建于1928年,是日本殖民统治的产物。抗日战争胜利后,台湾回归我国,才改名为国立台湾大学。该校第一任校长是罗宗洛。但是在以后三年中,该校连续换了三任校长,都没有建立良好的教学秩序。

  1948年下半年,由于政治军事局势的恶化,南京国民政府准备迁往台湾,于是台湾大学就成了未来的最高学府和学术中心。在这种情况下,朱家骅认为只有傅斯年能够当担重任,所以他再次前来劝驾。当时傅斯年刚从美国看病回来,身体尚未康复,医生也嘱咐他一定要注意休息,千万不要担任行政事务。一开始,傅斯年曾严词拒绝,但最终还是出于公心慨然应允。

  这一年11月,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傅斯年为台湾大学第四任校长。1949年1月,傅斯年在北方战事接近尾声、蒋介石也已经下野的时候走马上任,也算是“受任于败军之际,奉命于危难之间”吧。

  傅斯年上任后,根据眼前的现实和心中的理想,在第一次校务会议上就旗帜鲜明地倡导通才教育,他说:“我们要在一年半之内,集中精力,改进本校各种通习科目,建设本校的教育制度,务使来校的学生,一进大门来,便得到第一流的教授教他们普通课。教课之需要实习者,得到充分的实习机会……以上所说的一般通习科目,包括在文学院的国文,英文、通史、逻辑;在理学院的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动植物、地质;在法学院的普通经济学、法学通论……”此外,他还表示台湾大学是一个教育机关,要搞好教育,就必须提高学术水平,因此它“又是一个学术机关”。

  1949年10月,傅斯年在台湾大学第四次校庆时发表讲话。一开始他就坦率地说:“(我)起初也不知道这个校庆的目子是如何定的,后来才打听到这是民国三十四年接收前日本台北帝国大学的那一天。我当时就想,拿这个日子做校庆日,对吗?经过一番考虑,我的结论是:这个日子应该做我们的校庆日。”民国三十四年是1945年,也是日本投降、台湾回归祖国的一年。正因为如此,台湾大学也把它视为获得新生的一年。

  傅斯年指出:日本人办这个大学,有他特殊的目的。这目的就是既要和他的殖民政策相配合,又要充当他南进政策的工具。但是,“我们接收以后,是纯粹地办大学,是纯粹地为办大学而办大学,没有他的那个政策,也不许把大学作为任何学术外的目的和工具。”他强调:“台湾大学应该以寻求真理为目的,以人类尊严为人格,以扩知识,利用天然、增厚民生为工作的目标。所以这个大学在物质建设上虽然有二十多年了,在精神上却只有四年,自然应该拿今天做我们的校庆日。”这就是说,办大学的目的只能是寻求真理,如果不能把学校当作寻求真理的地方,不能把人格尊严置于首要地位,奴化教育就有可能继续。

  说到这里,傅斯年感慨地说:“国家在这一年中,非常辛苦,而且可以说是非常悲惨,我们也就在这个悲惨中度过了一年。但将来是大有希望的……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,必定不会泯灭,我们的大学一定要在这个中间尽它应尽的责任。”于是,他一方面对艰难困苦中的教职员表示敬意,一方面对“诸位同学”提出四点希望。

  一是“敦品”,即敦厚的品行。傅斯年认为,一个社会里品行好的人多,这个社会自然健全;品行好的人少就很危险。青年是下一个时代的领导人,他们的品行在下一个时代必然影响很大。在人与人相处的过程中,与其责备对方,不如责备自己,责备自己的第一件事是自己是不是守信。在政治上,立信是第一要义,在个人也是如此。说话不算话,必然不会有好结果。话到这里,他似有所指地说:“这一个时代,真是邪说横流的时代,各种宣传每每以骗人为目的。在宣传者不过是想用宣传达到他的目的,但是若果一个人养成说瞎话的习惯,可就不得了。人与人之间,因为说瞎话不能放心;团体与团体之间,因为说瞎话不能放心,社会上这个风气如果厉害了,社会就不上轨道。”这就是说,要想寻求真理,就不能说一句瞎话。如果大学生也养成说瞎话的习惯,科学发明与学术研究就可能造假,整个社会就会丧失诚信。所以他认为,“立信”不仅是做人、做学问的基点,也是组织社会、组织国家的根本。

  二是“励学”,就是勤奋地学习。傅斯年对自己的学生说:“在我这样年龄,一年就是一年,在诸位这样年龄,一年有十年之用。”之所以这样说,是因为他觉得几年的大学生活,对于同学们的一辈子特别重要,因此万万不可松懈。他还说:“这些年来,大学里最坏的风气,是把拿到大学毕业证书当作第一件重要的事,其实在大学里得到学问乃是最重要的事,得到证书乃是很次要的事。”这些话对于如今的大学生也很重要。

  三是“爱国”。傅斯年指出:“现在世界上的民族中,没有一个文化像我们这样久远而中间不断的,埃及比我们的文明古,但现在的埃及和古代的埃及并不是一个民族。印度的文明同时发达,但印度经过很多民族和文化的变化。现在世界上一脉相承的文明古国,只有中国了。”因此,大家千万不要辜负“我们这个文明先觉者的地位”。

  四是“爱人”。傅斯年认为仅仅爱国很容易流于空谈,因此还应该爱人。他引用“无恻隐之心非人也”的古训,要求大家克服自私自利的心理,立志“走上爱人的大路”。

  所谓“敦品”,是培养敦厚品行;所谓“励学”,是鼓励勤奋学习。傅斯年把“敦品”放在“励学”之前,是因为他觉得品德修养比掌握知识更重要。2010年,时任台大校长李嗣涔在参观北大以后,有记者问:“作为一位资深的教授,您心目中的合格学生是怎样的?”他回答说,他很钦佩未名湖边那些苦读英语的学生,“这在台湾是绝对看不到的”(笑),但他以为,“最重要的是人格和品德”。他解释道:“台大的学生和北大一样,会有许多毕业生将成为各行业的精英和领导者,他们的见识和心胸将决定行业的兴衰成败。所以我们十分重视道德伦理教育。”

  当局者迷,旁观者清。这些年来,我们总以为只要刻苦学习,就是好学生,却不知道对于学生来说,最重要的是人格和品德,这大概就是台大的精神所要传达的声音吧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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